“我们关注历史上活的人、活的事、活的精神流贯的过程。你能够在这本书里看见古代的成都人是怎样一代代在这座城市里生活，我们的街道和习俗又是如何经过岁月的淘洗传承下来的。”

　　———《成都通史》编辑部主任、原成都市社科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林成西

　　昨日，成都建城以来首部通史《成都通史》正式发布，这是这座历史文化名城建城2300多年以来第一部系统记述全域成都文明演进的通史，被定性为成都文化建设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工程。全书按古蜀时期、秦汉三国(蜀汉)时期、两晋南北朝隋唐时期、五代(前后蜀)两宋时期、元明时期、清时期、民国时期分为七卷，共计335.7万字。

　　在中国历史上，城址从未迁徙的城市仅有成都和苏州，而建城以来至今城名从未改变的，更是只有成都一座城市。《成都通史》的编纂委员会认为，在全面系统地展示成都历史发展进程，追寻贯穿始终的成都城市精神与城市文化特征方面，是断代研究或某个专门领域的研究难以胜任的，这样的任务只有《成都通史》才能承担。从20世纪90年代起，相关学者就开始酝酿编写《成都通史》，2007年3月8日，编写工作全面启动。

　　作为记录从古至今成都这一特定地域范围内社会变迁的大型历史文献，《成都通史》的内容涵盖成都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方面面演变、发展的历史进程，着重勾画以城市文明为核心的基本发展轨迹。据介绍，《成都通史》改变了过去历史研究和历史编纂中侧重政治斗争史和社会革命史的倾向，加强对城市社会生活史、文化生活史的研究和记述，关注不同时期普通成都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状态，避免了城市通史只见城市不见人的误区。

　　“我们关注历史上活的人、活的事、活的精神流贯的过程。”《成都通史》编辑部主任、原成都市社科院历史与文化研究所所长林成西说，“你能够在这本书里看见古代的成都人是怎样一代代在这座城市里生活，我们的街道和习俗又是如何经过岁月的淘洗传承下来的。”

　　筑城之始

　　公元前311年

　　成都筑城有确切纪年之始

　　成都城市起源于何时？据《成都通史》记载，大约在距今4500～3700年前，成都平原已经出现了一支比较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晚期的文化，考古学上命名为“宝墩文化”。在郫县古城遗址中心发现的约550平方米大型房址，内有平行五个卵石垒成的祭台遗迹，应当是当时人祭祀和集会的场所。因此这个时期可以看做是成都城市最早的起源。

　　大约距今3700年时，三星堆文化兴起，特别是三星堆文化第三期发达的青铜冶铸业与玉器加工业的出现，表明成都平原已进入早期城市文明社会，昭示着距今3000年前成都都邑文化已经达到古蜀文化早期发展历程的鼎盛阶段，形成古蜀王都。

　　广汉三星堆文化衰落以后，继之而起的是已经发展到成都市区建制区范围内的十二桥文化，其代表性遗存是十二桥遗址的殷末周初干栏式木结构建筑和金沙大型聚落遗址。据《成都通史》介绍，二者在文化内涵上有一致和相续的关系，很可能是三星堆都城废弃以后，即迁来金沙，以此作为都城。

　　战国晚期张仪灭蜀，公元前311年，张仪、张若兴筑成都、郫城、临邛三城。按《华阳国志》的记载，当时成都城市是完全仿照当时秦都咸阳城的规划和设计以及城市管理制度来操作的，这是成都最早的城市规划和城市设计。故公元前311年兴筑成都是成都筑城有确切纪年之始，是成都早期城市规划和建设史的标志。

　　天府之始

　　秦汉三国(蜀汉)时期

　　“天府”之称从关中转到成都

　　据《成都通史》记载，成都在秦汉三国(蜀汉)时期迎来城市发展的第一次繁荣。秦庄襄王时期，蜀守李冰兴筑都江堰，开凿郫、流二江于成都，并行流经城南，给成都地区带来灌溉、行舟等多重经济效益。成都地区很快发展为全蜀农业经济中心，其繁荣程度超过了素号“天府”的关中，从而使得“天府”的专称从关中转移到成都头上。

　　三国(蜀汉)时期，成都蜀锦驰名中外，不仅城市内家家有人织锦织布，而且蜀汉政府还专门在城西修筑锦官城，作为官府作坊，聚集工匠，进行官营织锦业的生产。成都因此得名“锦城”，织锦作坊所在地则被称为“锦里”，锦工濯锦之江则被称为“锦江”。

　　成都城市发展的第二次繁盛发生在唐宋时期。唐玄宗因安史之乱避入成都，唐僖宗也为黄巢义军所逼入蜀避难。唐朝皇帝的两度入蜀，刺激了成都城市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以成都为首府的剑南西川道是当时全国最富庶的地区，“大凡今之推名镇为天下第一者曰扬益”，号称“扬一益二”，成都成为全国第二大城市。

　　城市经济的发展和繁荣，使成都古典城市文化出现了文化艺术与游赏习俗相结合的新趋向。每年春时有“浣花大游江”、“小游江”之习，太守带头与民同乐，称为“遨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