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贿，贿赂方式产生了新变种，行贿人不再送官员真金白银、香车豪宅和有价证券，改而送天价香烟、名家字画、珍奇古玩、周鼎宋瓷等，由于“雅贿”需求的不断膨胀，现已形成一个官员特种奢侈品形成产业链。
礼品时代，单纯的交换
文强赃物展示会上，36件现代工艺品、9件文物、69幅字画似乎被人津津乐道。围绕文强收到的那幅曾被鉴定为价值高达364万余元的张大千“青绿山水”画的真伪问题，更是一度争论不休。因为价值的不确定性，这些承载着更多财富想象的艺术品，在利益群体的“礼尚往来”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
其实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在过去十年间落马的贪官不少受过“雅贿”：2004年，受贿案落马的浙江省海宁市原副市长马继国也受到自己“雅好”的连累，他的家里查获出整整5箱名人字画和古瓷古玉。浙江省丽水市建设局原副局长邹建新家中专门挖了一个40平方米左右的地下藏宝室，用来存放受贿的古董字画，他也因此被戏称为“藏宝局长”。河北省沧州市原市委书记薄绍铨自己就有一定的鉴赏水平，他的藏品也因此显得更为“雅致”，共有59幅名人字画，其中包括中国最后一位状元刘春霖的《楷书七言诗》、范曾的人物画，董寿平的《墨竹》、启功的《行书七言诗》，价格自然不菲。
若论现在发现接受“雅贿”数量最多的官员，应该是温州市公安局鹿城分局原局长王天义，他的“藏品”绝对够得上博物馆级别：字画195件，包括齐白石、张大千、潘天寿、吴昌硕、任伯年、谢稚柳、弘一、李可染等众多书画家作品；古瓷器23件，包括清雍正霁红小杯、青花缠枝莲小罐、青花灵芝纹瓜麦小罐、清粉彩花卉过枝碗，清乾隆青花八宝纹香壶等；西方艺术品4件，鸡血石5块，邮票3本，银圆457枚，金币38枚；其他各种文物352件，古陶器220件，贵重首饰48件，名酒261瓶。
很多赃物的处理方式为“拍卖”，曾有媒体走访四川的郑道访、沈阳的慕绥新、江西的胡长清等人的赃物拍卖会，形容竞拍者“趋之若鹜”，“一些附庸风雅的贪官喜好雅贿，另一些人投其所好，大送古董和名人字画，这些东西拍卖前一般都找专门的鉴定委员会和专家鉴定了真伪，保真的系数要更大一些，比在社会上买放心。”一位热衷收藏的山西煤老板曾如此表达自己的想法。而更大比例的参与竞拍者是那些企业管理者。一家拥有园林工程施工一级资质的园林公司的经理坦言，“做我们这一行的，竞标拿工程是第一位的，许多环节都需要通融，免不了送礼，能在这种拍卖会上买几件古董带回去，送给业务单位和管理部门的领导，也许工程的事就有戏了。”
“雅贿”古已有之，严嵩、和珅以及胡雪岩都有过这样的典故，但在当代中国，“雅贿”之风却是在本世纪才开始流行起来，其背景就是艺术品市场的发展阶段。北京荣宝拍卖公司总经理刘尚勇(微博)将上世纪90年代定义为艺术品的“礼品时代”。以书画为例，上世纪80年代起，书画的定价权掌握在画廊手中，“一流画家几十块钱一平方尺，二流画家十几块钱，三流画家几块钱。定不高也卖不贵，销量有限。买一张齐白石的画，或者象牙图章、白玉件、紫砂壶，当时也就几百块钱。”
当时艺术品定价虽然不是很高，但也高于普通家庭的日常收入。这时，艺术品就更多以“礼品”的形式出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这种礼品大众化的一个标志是“取代了挂历”，刘尚勇将艺术礼品市场大众化的起点确立为对挂历功能的取代。
“一开始找人写一些吉祥的词，比如‘鹏程万里’、‘难得糊涂’等。当时最大的热门是启功先生的字，写首唐诗，很文雅，字也漂亮，装裱好了，送给领导或者父母。除此之外，三四流画家画的山水花鸟侍女，也都很好送，很多不知名的画家今天仍然是礼品画主要的生产者。随着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购买力越来越强，也不再满足于几百块钱几千块钱求字求画。随着消费能力提高，收藏热的兴起，艺术品市场进入了投机时代。
投机时代，艺术品成为“介质”
从前的“礼尚往来”更多依附于艺术品的审美价值，品鉴的门槛一定程度上影响了“雅贿”的规模，受贿的群体相对较小。但是随着本世纪的艺术品热潮，大量的投机者计入市场，为艺术品提供了迅速变现的渠道，结果扩大了“雅贿”的范畴。
有个段子说明了这一时期的艺术品升值速度和投资热情，曾有个五星级酒店在房间中挂了一幅真画，有人用假画换掉卖出去，一直倒了17次手，价格仍然在上涨。这样的财富神话屡屡出现，一方面重新定义的艺术品的市场价值，一方面给“雅贿”提供了想象空间。
“自古就有粮油一分利、百货十分利、珠宝百分利、古玩千分利的说法。”一位古玩店老板说，他自称所在的古玩城中，一半以上都是赝品，而赝品也开始在雅贿中渐渐增加起来。这位古玩店老板曾被请去为一个领导看家里的“藏品”，那个领导的妻子摆了满满一桌子，结果他发现“没有一件是真的”，他把这个消息告诉那位领导的时候，对方却只是沉吟了一下，“没事，假的也有办法处理。”
“首先，假古董也可以叫艺术品，同样可能以不菲的价格在市场流通；再者，假古董还有另外的多种变现方式。”这个古玩老板说，他就有一位做古玩生意的朋友，以此挣了2000多万元中间费。“通常买古玩送礼的，背后原因都挺复杂，绝不是一送一收那么简单。送礼的、古玩店、收礼的，各有好处。”那件古玩其实是赝品，被一个企业家买走送给官员。在买的时候，这个企业家就跟他说好，约定一定时间后，有个特定长相的人来，要卖出这件东西，以真品的价格收，差价由这个企业家出。而这件假古董，竟然被同一个企业家买了5次，送给不同的官员，最后又回到了这个古玩店老板手里，而古玩店老板本人不费力气赚到了天文数字的中间费。这甚至成为一些古玩店的重要业务之一。
“作为礼品的古玩、字画，早已背离了其真实的价值，成为了一种‘介质’。”官场小说《青瓷》的作者浮石这样评价。“在商人和官员之间，‘雅贿’改变了直接送钱的方式，两个人之间不是那么赤裸裸的行贿受贿关系，而是有了艺术、收藏这些高雅的面纱。”而且艺术品本身估值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甚至在真假之间也难有定论，这就使收到艺术品的人可以辩称不知道真实价值，似乎变得温情起来。
而这种温情终究是一层面纱，礼品中的情感和审美属性已经被货币属性逐渐侵蚀，审美的培养显然没有财富群体的崛起这般迅速，大量新贵阶层对于“品味”的要求与艺术价值并不对等，艺术品作为礼品不过承担“介质”的功能。有的直接通过第三人收购赠品，有的由古玩商作为中介，甚至还有通过拍卖来实现货币输送，赠送给官员一个赝品，再通过关系做一份鉴定，进入拍卖行拍卖，自己以真品的价格购买。刘尚勇并不否认个别拍卖行存在暗箱操作，他说：“全世界只在艺术品领域开了这一个口子，买卖双方信息不对称：艺术品不必标明产地、时间、工匠，大部分时候，图录里不写收藏者，不打收藏印，匿名拍卖。”
“一开始找人写一些吉祥的词，比如‘鹏程万里’、‘难得糊涂’等。当时最大的热门是启功先生的字，写首唐诗，很文雅，字也漂亮，装裱好了，送给领导或者父母。除此之外，三四流画家画的山水花鸟侍女，也都很好送，很多不知名的画家今天仍然是礼品画主要的生产者。随着这个群体越来越庞大，购买力越来越强，也不再满足于几百块钱几千块钱求字求画。随着消费能力提高，收藏热的兴起，艺术品市场进入了投机时代。
据说还有这样的故事，两个行贿者为了争夺一个项目，其中一人买了辆路虎请领导试驾，第二个人觉得自己资金不足，于是请人伪造了一幅名家的画，再放到拍卖行花了80万自拍自买，连着拍卖的证书一并送给那位领导，结果获得了那个项目。
资本时代，“雅贿”的洗钱漩涡
按照刘尚勇的分类，近年来，艺术品市场开始进入资本时代，华侨城近日宣布他们将在武汉、北京、上海、西安各建立一座美术馆，而深圳的OCT当代艺术中心将升级为华侨城当代艺术总馆，统辖四大分馆。这样以飞地模式打造连锁美术馆的举措说明，资本进入艺术市场的势头愈演愈烈。艺术品投资的繁荣将进一步推高艺术品的价格，行业以亿元拍品为风向标，定价权从画廊转到藏家，终于转移到大资本和投资机构，大众礼品市场不再拥有核心权力，不再是市场主流。
与之相应的一个现象是，送礼人愈发注重“品味”和“面子”，而这种“品味”却是由市场定价来衡量的，在这种追高的心态中，一些颇具艺术价值的作品被忽略，名人字画乃至仿品市场却以这种“官本位”为中心产生了巨大的漩涡。瓷器鉴定专家许渭说，以高仿陶瓷为例，“景德镇每天都有几大卡车往外拉，大多发往内蒙古、东北、深圳、海南等地。一般的仿品陶瓷由进口机械设备生产，泥料、压坯、上釉、烧窑一整套流水线。仿品瓷的价值认定体系也简单，主要看绘制的繁复、精致程度。价格最高的是人物，因其面部的喜怒哀乐描绘复杂；其次是动物，虎、龙、凤，要求传神；再次是山水，要看远近层次；花卉画面简单，相对来说价格最低。而更深层次的艺术价值、时代特征则讲不出来，也并不讲究。比如康熙时代的人物眉眼都是‘一道线、一个点’，仿品中的眼珠仍然是圆溜溜的。这样的仿瓷，经几道环节倒手，也能卖到几万块，行内都觉得‘新东西比老东西挣钱快’。”
中日财经问题学者姚耀观察，这两年去日本淘“艺术品”的中国人越来越多，赴日“雅贿”和日本作假艺术品有抬头之势。他特别提到利用艺术品洗钱行贿，“利用低买高卖的价买卖，将钱以合法的交易方式，洗到目的账号。此方式亦常用于收贿的收钱方式。或购买具价值的古董珠宝或收藏品，再讹称为自家收藏品在市场上放售，一般会购买没有记号的物品，如文物、邮票或历史悠久的名厂乐器。”
日本的“雅贿”对于艺术品市场的影像要远远大于中国，曾经有一个控制日本蛋鸡市场40%的企业家，为了报答当年在政策上支援自己的议员，他带领自己的文化基金会前往欧洲采购名画。事前与藏家和拍卖行打好招呼，请那位议员提前以100万美元的价格购买了一幅画。随后这幅画被送到拍卖行，众多日本专家和收藏家在欧洲拍卖行见证了这幅“不知名收藏家寄售”的名画被一轮轮“很有品位”的顾客追捧，最终被这个基金会以2000万美元的价格拍下，完成了一次漂亮的政治献金和洗钱答谢。
姚耀说，现在许多日本地陪导游发现，不少中国旅游团里的企业家往往对团里某个人特别恭敬，带他到处采购日本的藏品，这人可能就是中国的某个官员。在日本经济繁荣时代，曾大量购进欧洲的艺术品，随着日本的经济进入慢行道，这些藏品有不少用于抵债而流入市场。随着日本对中国开放自由行以后，这种情况更加普遍。这些不辨真假的艺术品有些甚至在日本经过一次拍卖，披上一层“海外回流文物”的光环，根据日本JAFIC(警察厅刑事局组织犯罪对策部犯罪收益移转防止管理官)的资料，有关中国艺术品联手日本作假、洗钱的案发频率在不断增加。
